照片里的鐘揚經常笑容燦爛。朱彬攝/光明圖片
鐘揚（左）在野外考察。復旦大學供圖
鐘揚（左一）在可可西里采集植物。復旦大學供圖
不是杰出者才善夢，而是善夢者才杰出。——鐘揚
如果不是2017年9月25日清晨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人們也許不會知道，鐘揚53歲的人生已經有如此的厚度：
他16年堅持學術援藏，不畏艱險盤點世界屋脊的植物家底，尋找生物進化的真實軌跡。從藏北高原到喜馬拉雅山區，從阿里無人區到波濤洶涌的雅魯藏布江江畔，到處都留下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收集上千種植物的4000多萬粒種子，填補了世界種質資源庫沒有西藏種子的空白；
他是中組部第六、七、八批援藏干部，將高原生態學的人才梯隊真正帶起來，將學科建設帶到一個新的高度；
他在復旦大學任教17年，培養了107位研究生和博士后。植物學野外考察多，一有意外和危險，他總是沖在最前面保護學生。痛風發作時，一條腿幾乎不能行走，他拄著拐杖也堅持帶學生采樣。他善于發現每個學生的興趣點，用心培養每一位學生；
他是最會講“段子”的科普達人，最受青少年歡迎的明星專家，常常擠出時間辦公益科普講座，他的實驗室也一直對中小學生開放。他參與了上海科技館、自然博物館的籌建，并作為學術委員會成員義務服務17年，承擔了上海自然博物館近500塊中英文展板的編寫工作；
他是15歲就考入中國科技大學的少年大學生，33歲就已經是副局級，卻毅然放棄所有的職級待遇，做一名普通的大學教授。他始終認為，干事比名分重要。他從不考慮眼前利益，頭腦里想的就是我能為單位、國家做點什么。擔任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副院長、復旦大學研究生院院長期間，他依然如此，推動實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勇于擔當，嚴于律己，是大家眼中優秀的黨員領導干部。
他的故事還有很多很多。
他說，人這一輩子，不在乎發了多少論文，拿了多少獎項，留下來的是故事。
他說，人活在世上就要做事，做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情。為社會做事，為時代做事，就是最大的意義。
他還說，人生沒有絕對，不必等到臨終才來回首自己的人生，只要把每個年齡段該干的事都干了，就不負你的人生。
他的一生是追夢的一生、拼搏的一生、奉獻的一生。他用生命，在祖國的廣袤大地上寫就最質樸、最絢爛的時代故事。
種子——有些事情是難，但再難，總要有人去做
在離北極1000公里左右的永久冰川凍土層里，有世界上目前最引人注目的種子庫——挪威斯瓦爾巴特種子庫。人們稱其為“種子方舟”，建立10年間已收集超過100萬種種子。
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有一座美麗的千年種子庫，在那里，植物種子的保存條件是零下20℃，保存時間標準為80年至120年。
在中國云南，從2004年開始，由中國科學院在這里主導建立的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迅速壯大，成為亞洲最大的種子庫，躋身世界三大種子庫之列。
全世界都在關注種子。種質資源，事關國家生態安全，事關人類未來。作為物種遺傳信息的一種載體，種質資源幾乎是所有重大研究成果的基礎，也是未來科技較量的必爭之地。
青藏高原，這片國際生物多樣性的熱點地區，擁有我國最大的生物基因庫。已有數據顯示，這里有近6000個高等植物物種，占全國高等植物的18%。更為重要的是，其中1000多種是西藏特有的植物。這些珍稀植物資源對于國家發展、人類命運都意義非凡，但由于高寒艱險、環境惡劣，植物學家很少涉足，物種數量被嚴重低估。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種質資源庫中，也沒有中國西藏地區植物的影子。
當2001年鐘揚第一次走進青藏高原時，他被這片土地的壯美與豐饒深深折服：青藏高原有獨特的地理條件，那些忍受極大溫差的植物，很可能包含著某些特殊的基因。收集、研究清楚了，也許會帶來更多、更好的新品種。
他感到迫切：全球環境變化，人類活動的劇烈，一些珍貴的種子也許在被人們了解和知道之前，就已經消失了。世界科學家應當重視西藏的種子。應對全世界氣候變化，植物研究的版圖不能少了這一塊。
作為一名生物學家，他決定行動起來。他堅信，一個基因可以拯救一個國家，一粒種子可以造福萬千蒼生。
在世界屋脊采集種子的艱苦，非親歷難以想象。每一種植物的樣本數量要達到5000粒，瀕危物種樣本一般需要500粒。為了保證植物遺傳信息獨立，每個樣本之間的距離不能少于50公里，同時在整個西藏境內，任何一個物種的樣本不能超過5個群體……于是，在廣袤的高原上，有時一天奔波800公里。早上五六點出發，晚上八九點鐘到達宿營點，之后還需要連續幾個小時整理標本，一天睡3個小時是常態。
這些年，他的足跡遍布西藏最偏遠、最艱苦、最荒蕪的地區。峭壁上蜿蜒的盤山路，曾有巨石滾落砸中他所乘的車；在荒原里迷路，沒有食物，幾近絕望；沒有水，就不洗臉，沒有旅店，就裹著大衣睡在車上，突遇大雨冰雹，就躲進山窩里；有時住在牦牛皮搭建的帳篷里，因為嚴重缺氧，煤油燈點不亮，添加酒精也只能勉強點燃一分鐘；冬季，蓋3床被子也無法抵御寒冷，漫漫長夜難以入眠……